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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主导精神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408 更新时间:2008/10/31 16:20:29         ★★★

杨 威

  要: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是传统家庭伦理的主导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传统家庭及其道德生活的贵和、重礼特征,均是由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派生或引申而来的,它们在中国人以往的家庭道德生活中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传统家庭;家庭伦理;主导精神;整体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的主导精神应该是相对稳定和深入人心的,并在中国人以往的道德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相对于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来说,它应该具有一般性和共相性的特征。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不触犯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乃是传统家庭伦理的主导精神,其具体表现或引申即是贵和(注重血缘亲情与家庭和谐)和重礼(别贵贱、明人伦)。

 

一 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

 

追求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是在家庭、宗族结构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并以强调宗法等级秩序的家族本位为其产生的直接来源。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它在加强各家族小团体凝聚力的同时却一味排斥个体或他族的利益。并且,这种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又使得各个家族为了谋求切身利益,相互争斗和倾轧,因而难以形成反抗封建朝廷压迫的合力。“这是统治者所乐于看到的事实,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因而统治者提倡小团体主义,倡导宗法精神。”[1]

纵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发展史,我们发现,重视整体始终是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而与此相应,重视家族利益也便成为传统家庭伦理的主导精神和价值取向。概括而言,形成上述重整体的家庭本位观主要有如下两方面原因:第一,重视家族整体利益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到每个家族成员的切身利益,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家庭、家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代),因此,家庭成员都是自觉地维护家族整体利益的,似乎并不需要外在的强制。这就在无形中促进了家族主义的形成,增强了家族成员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家族意识。因此,人们自然要把家族整体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第二,重视家族整体利益是与古代家庭在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作用分不开的。在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生存条件下,家庭生产的自给自足性质不仅使人们有安全感,而且产生了对家庭的严重依赖性,个人独立生存的愿望和能力都很弱。一旦离开家庭,人们不仅难以解决衣食之所需(因在传统社会子女不得有私财,少数人虽然可能会有“私房钱”,但却是私下的、不合法的),甚或有生命之虞,而且还会因失去情感和精神的寄托而变得无所适从。在强调血浓于水的传统家庭中,血缘情感成为人们评判是非的主要价值标准。对于家庭和亲情的这种精神性需求,恐怕比衣食之忧更会令古人感到不可或缺。因此,唯有重视家族整体利益,才能更好地满足古人对于家庭物质上和心理上的需求。

在传统家庭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具有稳定性和至上性乃是前述“家庭本位”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历经数千年的风风雨雨,深深地植根于封建社会历史的土壤中。“尽管统治者一再强调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但人们是在家庭的意义上接受和理解这一点的。换句话说,普通百姓并不直接参预国家事务,他们站在家庭的立场上对国家承担义务,最终还是为了谋求国家对家庭利益的保护,家庭利益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和评判事物的标准。”[2]这种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在古人的生活中有许多具体的表现,譬如大家庭要统一组织农耕生产活动(春种、夏除、秋收、冬藏),只有人人出力,团结协作,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获得好的收成。接下来的消费活动更是要“统一行动”,典型的做法就是吃“大锅饭”,而家庭的所有财产则由家长全权支配。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传统社会“衣食基本靠手、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的贫苦岁月里,必须要“众人划桨开大船”,方能维持人们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和生活保障。再有,就是反映在婚姻方面,中国古代的婚姻旨在“合二姓之好”(《礼记·昏义》),因而结婚完全超出了个体的意义而成为两个族群间的大事。本来应以男女情爱为基础的婚姻,却蜕变成依从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如《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之间婚姻关系的缔结,就是出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是必然的。最后,尚须提及的就是家族间的械斗。在传统家族制度的统治之下,族长们打着维护家族利益的旗号,动辄与他族交恶械斗,甚至世代为仇(家族制度越为盛行,家族械斗现象就越为严重)。而族众为了本族的整体利益,在本族与他族发生冲突时通常要通过械斗的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在家族利益至上观念的引导下,加之受到族长们的胁迫和祖先声威的影响,宗族的对外行动非常一致。特别是在械斗的时候,他们都抱着同宗同族的观念,同仇敌忾,纵有伤亡亦在所不惜。殊不知,实则是为了保护或扩大本族族长们的私利,而“族众把所谓的家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观察和处理问题时,不问是非曲直,只看到是否有利于自己的家族,所以最容易受到挑动[3]

但是,当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历代统治者均强调国家利益的至上性。这在传统社会当中,忠孝矛盾就是一个显例——要尽忠就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而要在父母身边尽孝就不能为朝廷尽忠,这便是古人所说的“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忠与孝的矛盾实则是家和国、私和公之间的矛盾,它不仅在理论上成为长期困扰古人的难题,而且在道德实践中也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往往令许多忠臣、孝子们难以把握。不过,忠孝矛盾通常的解决方式还是人们舍弃在父母身边尽孝而毅然为朝廷尽忠,这或许是许多人无奈的选择,然而却符合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因此,它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和褒奖,也得到儒家伦理的大力提倡,这就是将二者合而为一的变通途径——移孝作忠,并以此实现忠与孝的统一,较好地兼顾了这两种道德要求。

总体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家庭自身的演变,传统的家庭本位观将会逐渐从人们的头脑中淡出,但只要家庭还在,哪怕是“一息尚存”,它就难以消失殆尽。而若从文化角度追根溯源,我们认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整体主义是一种群体本位的伦理精神,它关注的不是个人,而是人的群体性。千百年来,这一整体主义始终是围绕着人伦整体和家族利益而展开的。客观地讲,传统家庭伦理一向注重整体利益,并试图将家庭的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协调、统一起来,这与当今社会所倡导的整体主义原则在价值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其合理因素也是不言自明的。不可否认的是,家本位的文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和生产的发展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实际上,关于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国传统哲学中自古就有整体性的思想(从整体与个体的角度比较而言,中国偏向于整体性,而西方则偏向于个体性),这至少是具有部分合理性的。但是,如果这种思想走向极端,就会严重地抑制个体的发展。而儒家伦理的主要弊端即是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以致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自主精神。这正如麦惠庭所指出的:“传统伦理的弊端:蔑视个性”[4],其评价可谓一针见血。传统的伦理原则历来是家庭本位,它贬抑个体利益,强调个体绝对服从家庭的整体利益。为此,五四时期的反孔骁将吴虞亦曾指出,“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人民无独立之自由,终不能脱离宗法社会,进而出于家族圈以外[5]。他认为,家族是宗法社会的基础,它使得我国广大民众囿于其中而难以脱身,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其严重危害不啻于洪水猛兽。并且,传统中国人一向讲究的人情和人情关系也会指向家族的整体利益,因而具有小团体主义的倾向,表现出社会责任感的匮乏(如梁启超即曾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只注重“私德”,而不知有“公德”)。这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因过分强调家庭至上所导致的传统家庭观念的弊病——狭隘性。由此可见,在家族利益至上的整体主义身上,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我们必须要对其进行一番辩证、客观的分析。

 

二 贵和:血缘亲情与家庭和谐

 

一般而言,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拥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同样,社会若要正常地运行,也要求家庭这一细胞应该是稳定与和谐的。因此可以说,家庭和睦乃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即充分反映了“家齐”对于“国治”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群体若要存在和发展,除需要具有良好的秩序而外,社会成员彼此间必须要协调与和谐。对社会整体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维持社会秩序是为了保障和增进社会成员间的协调与和谐;另一方面,社会成员间的协调与和谐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是中国文化或中国伦理文化努力追求的价值目标,它体现在家庭方面,就是要求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样才能带来家庭的稳定和生活的幸福。因此,毋庸置疑,和谐与秩序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始终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作为其立言和道德实践的旨归,因此它必然要大力提倡“贵和”。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亦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又指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目的,无非是为了首先实现人际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和谐”一词含有协调、协作、融合之意;而所谓“贵和,从狭义角度而言,则是指讲求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注重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既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当然也是传统家庭伦理的主导精神之一(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为了保持和谐,古人提倡子对父母、妻对夫的谏诤。但是,他们也强调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即所谓“几谏”,这也是为了保持家庭和谐)。实际上,“和”字本身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很早即已受到中国先哲的高度重视。由于在哲学思维上追求和谐,所以,相应地在伦理道德方面也形成了中国人注重秩序、讲求人际和谐的伦理精神。从哲学意义上而言,和谐反映的是主体对事物特定存在状态的价值认同及其价值追求。互不相干的事物无所谓和谐,只有当事物之间密切联系,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时,和谐才能够成为可能。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要求人们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并以“和”作为其遵循的原则和评判一切的最高价值尺度。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和谐的事物符合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需要。关于“和”的多重内涵,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人与自然应保持和谐(即天人和谐),这首先是一个生态伦理问题,人类只有尊重和爱护自然,并与自然界和谐共处,才能创建现今所谓的“环境友好型社会”;而天人和谐所展现的则是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这时的“天”就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道德之天”。当然,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毕竟是一种原始的对自在的天人关系的体悟,它与后工业社会建基于科技理性之上的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不能相提并论。第二,人与人之间(即人际和谐,古人称之为“人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即群己和谐,扩展开来也包括家国和谐)要保持和谐,唯其如此,社会群体才有可能与外界的客观自然“合一”,才能谈得上与自然界和谐共处。因此,相比之下,中国古人(主要是儒家)似乎更注重“人和”,在此意义上的“和谐”是人与人之间和衷共济、相互扶助的一种协调状态,由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宁,是其所追求的目标。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理想诉求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成员的全面和谐,从而构建一个协调、有序的和谐社会。第三,人自身的和谐(即身心和谐),这主要是指人的心理健康以及物质欲望与道德理性的和谐,等等。

在中国传统社会,贵和的思想具体体现在诸多方面: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人旺”,主张治家贵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人们和睦相处、力求关系融洽;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渴盼同心同德、“政通人和”等等。可见,中国人总是把“和气致祥”看作是最有价值、最可宝贵的因素,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幸福、祥和之气乃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理想生活氛围。这一点似与西方有所不同,陈独秀早年在比较东西方民族各自特点的时候即已指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6]而他在此所提及的东洋民族所具有的以安息为本位、注重感情和“虚文”的特点,正是中国人“贵和”精神的表征。如前所述,中国人讲求“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与人为善,“内睦家昌、外睦相济”等等,而“家和”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而言,“家和”乃是“人和”的基础,故俗语有所谓“家和万事兴”(指良好的家庭伦理道德环境和氛围)之说。传统家庭追求合爨共财、数世同堂的大家庭,因此必然以追求和谐为治家之要,换言之,对和谐的追求乃是传统家庭伦理不断完备的动力之源。在古人看来,只有“家和”,才能家道昌盛;也只有家庭内部成员做到和睦相处、“讲信修睦”(《礼记·礼运》),才能实现“人和”,并最终促进和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和谐乃是中国传统家庭能够存在和生生不息的价值核心所在,只有家庭和谐才被古人看作是家庭生活中至真、至善和至美的。此外,还须强调的就是传统家庭生活中,家庭的和谐与血缘亲情密切相关。家族的血缘亲情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它能将血脉相连的人们连结而成一个群体。因而,家庭中的亲情乃是维系和稳固家庭的感情纽带。一般而言,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血缘关系越重;越是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人们越重视亲情,而亲情对家庭的凝聚力也就越大。正如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和,是由一种特殊的社会格局造成的,假如我们的祖先不是长期生活在家族中心和没有陌生人的小世界里,这种伦理特色是无从产生的[7]

贵和蕴含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基本精神,即其所体现的整体主义和追求协调、和睦的价值取向。由天地和合的博大情怀自然生发出追求和谐的社会文化心理,这一文化心理业已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它不仅要人际和睦、家庭和睦,更要协和万邦(特别是要与邻邦友好)、天下一家……就传统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求得“人和”。民国时期的麦惠庭认为,我国的大家庭制度,虽有诸如人口众多,矛盾、冲突时有发生等弊病,但亦有其优点,最为明显的就是富有互助与合作的精神:“社会的维持,全靠互助和合作;家庭也是一样,家庭中的互助是很要紧的……在我国家庭,因为许多家庭关系的人都同在一块,所以很容易得到许多互相帮助的机会……至于合作也是一样,份子较多的家庭,合作的机会当然比份子较少的家庭为多”[8]。在传统家庭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促进和维持家族的内部和睦,以使得本家族犹如古树盘根般兴旺发达。为了做到“人和”、“家和”,家庭成员必须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明人伦”也被许多家法族规列为治家之本。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明确了父子、兄弟、夫妇等在家庭中的角色及与之相应的权利与义务,才能自觉安于各自所处的等级地位,有效地减少家庭纠纷,达到促进家庭和睦的目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乃是不平等的等级制社会,这就决定了其本身是难以“和谐”的。它所强调的是以人们的安伦尽分为前提的“和谐”,实质上是一种无序中的有序、纷乱中的和谐。儒家首先维护的是等级制的不平等,然后再试图实现人际关系的相对和谐。所以,它所向往和追求的“和”,始终是以“礼”为基础和准则的。儒家的和谐论实则是在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中求和,“贵和”也是勉强在不“和”中求“和”,因而这种“和”是难以真正实现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贵人和的精神,对于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和维持社会的稳定,的确具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由贵和精神引申出来的团结互助、共生共荣的精神,不仅促进了汉民族自身的团结和凝聚,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而以今天的视角观之,“和谐”既是优秀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契合与统一,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我国如欲努力建成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就要进一步凸显现代化进程中的和谐内涵与发展要求,真正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唯其如此,才能切实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三 重礼:别贵贱与明人伦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素以“礼义之邦”而著称,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弘扬整体主义的伦理精神必然要引申出重秩序的观念,而“礼只是个序”(陈淳:《北溪字义·礼乐》),因此,重礼无疑也是整体主义演绎出来的传统道德精神之一。而其具体体现在传统家庭伦理中,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别贵贱、明人伦,并安于自身所处的等级地位,不许躐等。

一定的秩序是社会群体赖以存在的前提和根本保证,无序或失序则会使社会陷于瘫痪甚至难以为继。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等级制社会,因此,它所维护的必然是封建等级秩序,“礼”在其中则承担了协调和规范等级秩序的重任。而在中国古代,礼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广义的礼泛指典章制度、一切社会规范以及相应的仪式节文;狭义的礼主要是指礼仪、礼貌等。然而无论广义抑或狭义之礼,其根本精神都是“分”、“别”、“序”。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遵循封建等级制度、严守尊卑等级地位的伦理秩序。在统治者看来,礼的功用就是明人伦、别贵贱,进而使等级关系程式化、有序化,因而可以说,等级之礼乃是制约卑贱者僭越、犯上的“紧箍咒”。当然在中国封建时代,礼也会被统治者装扮成调整人与人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最基本的规范和准则,因而使得礼的等级要求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传统家庭的日常之礼中,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直到接人待物都有一套严格的等级标准和秩序规则,轻易不得逾越。甚至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必须按照等级身份依礼而行,《论语·颜渊》中的非礼“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是古人评判“君子”(实质上是全体社会成员所普遍遵循的理想人格形象)的唯一标准。

提及传统家庭中的礼仪规范,朱熹等人所谓的“家礼”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作为传统家庭之“礼”,其基本精神是——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父子有亲、夫妇有义等。具体来说,族长、家长与族众、家属,男子与妇女之间,都有严密的家庭内部之礼。譬如,长幼尊卑之间所遵循的日常之礼即包括:若长者坐,子女、幼者须侍立一旁;即使吃饭,座次也要按既定的次序安排和落座;长者说话,子女、幼者不可插言。从语言、态度等方面对长者、尊者要表现出应有的尊敬;走路也应是长者先、幼者后(即使是兄弟);子女晚辈早晚向父母请安时,要行晨昏定省之礼。并且,古代家礼还强调男女有别:年轻女子不出闺门、足不出户,《礼记·曲礼》中即有“男女不杂坐”、“叔嫂不通问”的规定;甚至在清代,满族有个规矩,家里来了客人,妇女不能上桌一同进餐。古代家礼要求亲友邻里间的交往也要尽礼,强调彼此间的礼尚往来,因而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均依礼办事,唯恐失礼、违礼,等等。此外,依家礼,尚有慎终追远的丧葬之礼、祭祖之礼(诸如宗祠中依时祭祖)……诸如此类,不可谓不繁。

在此,本文试图通过概述传统礼俗的日常状态及其文化底蕴,来窥见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重礼”特征。而系统丰富的传统礼俗实际上都是围绕衣食住行等日常活动而形成的。并且,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靠礼俗维系的等级制,在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生前居住的四世同堂的四合院,还是死后井井有条的昭穆葬制和孝者严格的“五服”,处处都体现出以等级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这些制度不仅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图式,也深刻地影响着非日常活动的社会运行。而中国古代社会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活动,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与政治制度、宗法制度相结合,成为以维护尊卑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的外在表征与具体体现。总之,等级观念一直在中国古代社会居于主导地位,并渗透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对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由上述可见,“礼”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制度化的生活规范历来备受推崇,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即所谓“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上》)。譬如,前已述及,独具特色的中国饮食文化的确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在饮食成礼的传统社会,中国的饮食文化或许还有西方人所料想不到的特殊功能,即旨在维护封建等级礼制。具体到日常饮食活动中,传统中国人即要通过一系列的别昭穆、分长幼的礼仪活动,来践履“长幼有序”、“尊卑有等”的封建等级礼制精神,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僭礼之患。不仅饮食之礼如此,其余的服饰之礼以及居住之礼,也均具有由封建等级礼制演绎成家庭生活礼仪规范的倾向或可能性。上述礼仪体现在传统家庭生活中,即为日常饮食之礼、日常服饰之礼以及日常居住之礼,这实则是旨在别贵贱、明人伦的传统家礼所涉及和规范的内容。

总体而言,“重礼本身所具有的不平等因素显而易见,这在追求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无疑是应当予以批判的。但是,在我国历史上,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以及在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并且,从微观角度而言,它对于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家庭伦理道德建设,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出于确立有序、和谐的社会价值目标的需要,儒家所极力主张的重礼精神显然不乏值得称道的闪光点。譬如,狭义之“所要求的宫颈、谦让、文明礼貌等规范,即便对于当代的道德建设也不无借鉴意义。尽管其中的礼仪规范的内涵业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某些历史性的偏离,但其所具有的恒常价值和带有普遍意义的人之为人的伦理规范,仍将成为当代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正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

 

参考文献:

 

[1] 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240.

[2] 张怀承.中国的家庭与伦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7.

[3]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24.

[4] 麦惠庭.中国家庭改造问题[M].上海:上海书店,1990.341.

[5] 吴虞.说孝,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1981.156.

[6]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新青年,第1卷第4.

[7] 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0.

[8] 麦惠庭.中国家庭改造问题[M].上海:上海书店,1990.55.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HEURS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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